Los Angeles對我來說是個充滿回憶氣息的都市。八年前的暑假，跟大學時的初戀女友開始交往沒多久，我在UCLA待了六個星期。那是孫燕姿剛開始成名的年代，我們相隔了十三個小時的太平洋，一起靠著話筒，聽愛情證書，聽她認真咬字，從話筒另一端傳來的氣音，然後真摯的相信這一切都會有個很圓滿的結局。那時我天天寫信，走三十分鐘的路去郵局，拿著上課用的活頁紙一字一句地刻著我的想念；談上課的內容，談心情，談加州天氣，談認識的新朋友，談未來，談參觀的各色博物館，然後數著我可能回去的日子，也數著電話卡上快要不夠的時間，彷彿此後再也不能交談不能相愛。
同遊的還有許多台灣來的學生，都是到了UCLA才漸漸熟悉起來的。某個新認識的女孩對我似乎有好感，為此她還吃醋了兩個禮拜，切切地叮嚀著我不能與她獨處或同行；那樣的提醒現在想來居然如此真摯，我們都再不是為了這樣的事情生氣的人，只會讓不安的情緒在心裡滴溜溜地轉悠轉憂，然後發酵成為心裡夏天午後悶熱的一部份。一直到回台灣幾個月之後，這件事情還是我們之間的話題；那時有部我想看而她不想看的電影，她總是咕囔著要我去約那個女孩，「她一定會跟你去啊！你去約啊，你為什麼不去！」惡狠狠地她如是說。
那是還有大把大把青春可以揮霍的年代。美國與台灣的航空信並不是天天寄送的，所以即便天天往郵筒裡定期餵送，往往也是隔個幾天才得以收到一捆捆的思念，然後打開信封，依照頁頭上的時間落好順序，一紙相思一句思念的讀下去。那時電話卡不好買，我於是坐兩三個小時的車，從Westwood坐到Chinatown買電話卡，旋即揣著幾張電話卡，搭下一班車回學校。在悶熱無風的公車上偶爾會遇到奇奇怪怪的人，咬著黑人腔扯些奇怪的話語，我卻總還是記得那時深深地愛戀的那個人，心裡總是甜甜地，也許我終究沒能為對方做些什麼，不過因為她快樂，使我們都不孤單。
李清照說，「一種相思，兩處閒愁」；現在那疊相思應該與UCLA的小熊一起靜靜地躺在她的衣櫃裡，上面蓋了厚厚地一層灰，被活頁夾死死地禁錮著，也許因為台北的濕氣還發著黴。我再不是八年前那個淌著汗水，在宿舍到教室的路途裡奔跑，想著要寄什麼生日禮物與紀念品回去的人；我停好車，在坡道上的宿舍區里當風吹著，坐在學生熙來攘往的石階上，一點一點想念那時的純粹。是不是因為眷念之深，便永不陌生，你怕要問我了；我再不愛她，現在的我已經與她六年不見，只隔著那時還不存在的MSN偶爾遞著音信。經過這麼多年歲月的掏選沖洗，我們已經忘記了那些情感裡的不美善，只有那些最真最美的記憶能夠留存下來。 Neruda說，"Love is so short, forgetting is so long."，其實不只遺忘太長，美好的事情也可以留存得很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