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初以來步履往往蹣跚，常常在平地上磨磨蹭蹭地走路，然後枉自費力抬腳，卻怎麼也邁不開步伐；明明是一箭之地，卻狼狽的裹足不前。
在 Stanford 找了幾個醫生，等了幾個月的神經專科之後，我在 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 的復健科醫生建議我約他們的神經科；於是神經科醫生檢查了一輪各色礦物質的血液含量，照了腦跟脖子的 MRI，決定立刻轉診給 PAMF 的神經外科醫生，然後迅速的安排 C3-C6 的 laminoplasty。既然這是個勢在必行，也有時間壓力的手術，我旋即跟公司請了假，下星期二就準備挨上一刀。
其實這是非常讓人氣餒的發展。之前完全不知道我的脖子有這麼嚴重的問題，一直以為癥結在椎間盤；現在一來二去之後，似乎整條脊椎沒什麼正常健康的地方了。在神經外科裡這不是個大手術，但是醫生不能保證手術後的效果，只告訴我這個手術刻不容緩，擔心產生不可逆的發展後就更為棘手。
還是要保持正面的思考，還是只能聽天由命，還是得把一切交給醫生。Alice 陪著我每次每次的去看醫生，然後聽我跟醫生一次一次的開玩笑。醫生覺得我非常樂觀開朗，誰知道我對這些生命裡的苦痛，從對神經身不由己的無奈，慢慢連感覺和情緒都變得遲鈍起來。這不會是最後一個手術，也不會是一勞永逸的答案。
於是我慢慢地，重新用一種非常疏離的角度，重新審視我的人生。我不再是那個念著存在主義的十六歲少年；花了很多時間追求符合社會價值的我，最近開始反覆的問著自己，到底什麼才是值得，什麼才是認真的活著。
然後我還是沒有答案，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