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. S. Naipaul 有本半自傳體的小說《Half a Life》，台灣的中譯版翻成《浮生》；雖則《浮生》似乎在標題已經悄悄地劇透，繼而想想，這樣的翻譯可能比直譯的《半生》更為貼切。
《浮生》講的是主角 Willie Chandran 生在印度一個響應聖雄甘地呼籲，由婆羅門與達利特所結合的家庭裡；父親為了回應甘地的號召，刻意忤逆傳統，與低種性母親成婚，之後他對這個時不見容於社會的選擇充滿怨懟與失落，將理想破滅的痛苦轉嫁到家庭與孩子身上。
Willie 在這一個充滿羞愧，沉默與自我否定的家庭長大。他的童年被父親的犬儒與自身的挫折感所籠罩；父親既厭惡殖民秩序，卻無力真正反抗，一方面追求精神上的純潔，又活在長期的自憐中。Willie 因此學會隱藏自我，以故事、謊言與作態來逃避內在的空洞。
成年後，Willie 離開印度，前往倫敦求學；他試圖透過離鄉（diaspora）來重塑身份，並刻意剪裁自己的背景，重新編造身世以迎合西方對「殖民地作家」的想像，以獲得文學圈短暫的注意。這種成功建築在虛構之上，使得他對於真正的自我更加疏離。
旅居倫敦期間，Willie 與來自非洲殖民地的混血女子 Ana 相識並結婚，隨後移居到她的葡萄牙殖民地故鄉非洲。他過著表面安穩，實則幾乎停滯的生活；他不真正屬於當地社會，也不再屬於印度或英國；Willie 只是被動地活著，讓時間慢慢的流逝；他度過了十八年停滯的人生。
殖民體制的衰敗，以及當地的政治動盪逐漸讓 Willie 的日常感到不安，他不由得正視多年來的逃避。最終，Willie 意識到自己的人生並不完整；不論在族裔、情感、創作或行動上，他始終沒能完整的選擇或者承擔，這些年來他始終抱殘守缺，只有一半。
小說結尾，Willie 再次離開非洲，往他方而去；不是因為他找到了歸屬感，而是他終於承認，自己一直以來都在別人的故事裡暫住。
這篇小說還有續作《魔法種子》，講的是他前往柏林，投靠投身左翼革命運動的妹妹 Sarojini，在她的影響與催促下，決定「真正行動一次」。革命對他來說，也是另一種寄居；左翼意識形態的浪漫化，其實只是新的殖民話語而已。最後 Willie 並未補完他的人生，而只是更清楚的理解了自己的侷限。
我在八九零年代的台灣長大，歷經台灣解嚴與風起雲湧的民主化，共情過也失落過。當時年紀尚輕的我，在大學裡讀著後殖民與解構，把台灣的政經情況與自我認同生搬硬套，想著香港與張愛玲，然後想著台灣跟鄉土文學論戰。那時的我追求的終究不是認同，而是將一切合理化的先知；這一切總要有個可以自行其說的章程，年少的我是這樣冀望的。
2003 年一月九日，天氣晴朗有雪。我離開了窩居了二十三年的台北，歷經幾次誤點的波瀾，抵達相隔半個地球的紐約。往後數年，台灣離我越來越遙遠，而美國越來越親密。每次回到半個地球之遙的台北，總要重新熟悉那些夢裡一再踏過的街道與城市，還有朝聞夕改的餐廳與新建的信義區。我在美國也因為工作搬了幾次家，從此再沒有得以託辭寄言的原鄉；念武陵人遠，煙鎖秦樓。唯有樓前流水，應念我，終日凝眸。李清照如是說。
2026 年一月九日，天氣還是晴朗，我在大半年都風和日麗的加州，總是完成了一個什麼都不作也會成就的里程碑，將我的人生從中切成零碎而各不完整的兩半；前半的台灣與後半的美國相互糾纏，拗蓮作寸絲難絕，人生更是一段又一段的糾葛，在線頭中時而迷路時而失落。後半段的日子看來還要繼續延續下去，我在資訊業孜孜矻矻的立定腳跟，在家庭裡多了丈夫與父親的責任；這是我求索多年所得，想想初至美國的我，大概那時的我所求所想，也就不過如此。至少這半生，我仍體切地活在我自己的故事之中。
事隔多日，是為計。